黃麗彰
柴灣浸信會輔導中心主任
我們的社會患了甚麼病？每日翻開報章、扭開電視，不住看到青少年自殺、母攜子尋死、父因欠債燒炭……等令人惋惜慨歎的新聞。一時間整個社會都在討論自殺的問題，政府勸喻市民逆境自強，民間組織叫人珍惜生命、關懷鄰舍，無數的求助熱線，鼓勵有困難的人尋求協助，不用自尋短見。人們對自殺的問題各有理解，有人歸咎自殺問題源自經濟難題，尤其對於很多中年男士來說，失業等同失去生命價值，再加上負債纍纍，更加沒有生存的動力；有人認為問題在於人倫關係薄弱，各家自掃門前雪，令遇到困難的人獨坐愁城，弄致問題愈來愈複雜；亦有人認為自殺是個人意志力薄弱，一遇上問題，便用自殺來逃避。姑勿論是甚麼原因，筆者相信自殺問題嚴重，顯示出我們整個社會都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我們的社會事物有悖常理
我們一向以為家是溫暖的象徵，不論外在世界有多少風風雨雨，有甚麼風霜雨露，只要回到家，便得到溫暖，便得到家人的支持。但一個個倫常慘劇，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原來家可以是一個危機滿佈的地方。子操刀弒父，夫兇殘地殺死妻兒，然後自盡，這豈不是有違常理的事件嗎？更加令人感到荒謬的是，一向被認為保護幼兒的父母，竟是殺害他們的兇手，教人怎樣理解這些荒謬的事情？局外人除了一歎置之外，整件事情的荒謬性也帶給我們一定的衝擊。我記得上水一個婦人因丈夫在內地包二奶，狠心地把孩子由窗外拋下，繼而自盡，往後在同的小孩子不禁問他們的父母，「你也會這樣對我嗎？」在孩子的世界裏，容不下這些荒謬的事情，成年人又怎樣教導孩子面對人性的幽暗面？
失去了安全感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中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只要按常規辦事，勤勤力力，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預計中發生，例如青年時訂下儲蓄計劃，年老時便可安享晚年。有誰料到，青年時辛苦賺取金錢，到中年卻成了負債；我們一向以為工作經驗與學歷是事業上晉升的必要條件，但如今轉換工作時，這些東西也會成為負資產。我們一向賴以建立安全感的東西，霎時間變相成為負累，我們還有甚麼可以依靠呢？香港一向是個經濟掛帥的地方，只求能力，不講信仰，有一天當能力都不可靠時，我們還有甚麼？沒有信仰，失去依靠，連最基本的內在安全感也在崩潰。我聽過很多人與我分享他們每朝清早上班的心路歷程，就是戰戰兢兢，內心充滿掛慮，甚至恐懼,結果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中。
整個城市的人都好像有種被困的感覺
有時人遇到困難，在處境中沒法找到出路，便需要尋找別的出路。但活在香港，由少年至成年都有種被困無法逃出生天的感覺。有些少年人不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父母老師甚至整個社會都在有意無意間向他們傳遞了若讀書不成便等同沒有前途的訊息，因此少年人因著考試失敗而結束生命。成年人想轉換工作崗位，但眼看整個社會都在資源增值，瘦身減肥而苦無出路，於是惟有以受苦的心情繼續目前的工作。家庭主婦把整個生命都投資在丈夫兒女上，當發現丈夫戀上別的女人，便陷入前路茫茫的景況中。在輔導室中，聽見無數的生命在呻吟，他們感到痛苦，但沒有出路，究竟這種被困的處境何時才能終結？
失去了盼望
我的爸爸曾經向我講述他一個經歷。約在四十年前，他游水偷渡到香港，游了一整天，沒有吃東西，已筋疲力竭，他想他快要溺斃了，就在昏睡前一刻，他看見遠處華燈閃閃，心想這必定是香港；他就憑這個盼望，重拾體力，以最後一口氣游到岸邊，果然給他偷渡成功。每逢聽他講述這個經歷，都讓我明白盼望的重要，為甚麼他能重拾體力再游下去？就是一線盼望帶來的動力，人在生死存活的一刻，需要盼望讓我們堅持下去，但這個年代的盼望是甚麼？我們一向接受的教導是只要有恆心，問題總會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於是遇到困難，我們憑毅力堅持下去。但一年又一年，問題依然存在，再以客觀理性分析，似乎問題難以有解決的一天。在這個時勢下，試問失業的中年男子，有多少可能尋獲一份與從前人工相若的工作？在高峰期間購入的樓宇，又有多少希望能回復在購買時的價格？在深圳包二奶生了孩子的丈夫，又會有回轉的一天嗎？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即使持守、堅持，問題仍會存在，在荒謬的困難背後，我們找不到自己相信的盼望。
生存為了甚麼？
這是個在苦難中一個終極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究竟生存為了甚麼？很多在困難苦難中的人都曾經問過這個問題，但沒有人能夠給予他們一個心悅誠服的答案；縱然參考別人的經歷，也難找到一個切合自己的答案。其實，在眾多成功克服逆境的故事裏，都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就是他們已經跨過逆境，如今雨過天睛，回頭一望，分享自己作為過來人的體會，這些分享誠然寶貴，且帶給人鼓舞作用，令身陷逆境中的心也期望自己有雨過天晴的一天。情況有如化妝品廣告，鏡頭前是一個用了某牌子護膚品的美女，冰肌雪膚，效果令人羡慕。示範作用帶來一定的功效，但有多少例子是那些身陷逆境還未逃出生天的人真誠地分享他們的生命信念？在沒有依靠、沒有盼望的逆境中，最後的一道曙光是人對生命一份看不見、摸不到的信念，這亦是人為甚麼生存的答覆。
Victor Frankl在他《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中提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猶太集中營的遭遇。當一切都失去，連盼望也失去的時候，人需要意義讓自己存活下去。但可惜的是，一直沒有人認真地向我們解答生存意義的問題，或是向我們提供一個與我們實在的經歷拉上關係的生存意義，一個與實在經歷脫的意義只會成為束之高閣的道理，是限於星期天崇拜時聽道時聽見的道理，當離開教會，大部分信徒豈不又要重新面對與生活搏鬥，卻又失去意義的困境嗎？
香港人一向是務實的群體，每每都以行動方法來解決問題，對於這等生命意義的討論，沒有多大興趣。最近連專上學院進行改革，以市場為導向，大學講師為求生存，紛紛舉辦受學生歡迎的課程。這些曲高和寡、沒有市場價值的討論課題，恐怕連一向講求理想、不吃人間煙火的大專學院都難有容納的空間。
總結
一個個自殺故事、倫常慘劇的背後，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病態，我們生活在一個只講成功、高度競爭的社會，人倫關係崩潰，外在社會失去常理，人內心深處充滿焦慮恐懼。但更痛苦的是，這是人看不到終結的煎熬，究竟何時才柳暗花明？在看似沒有出路的逆境，我們除了需要一些面對逆境的招數外，更重要的是對生命課題的探討，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怎樣建立生命的信念？但這些曲高和寡、沒有市場價值的課題卻愈來愈少生存的空間，教會為了增加會眾人數而各出奇謀，例如增強講道的趣味性、加入流行音樂、講道戲劇化的原素，大學亦為求生存空間，舉辦愈來愈多受學生歡迎的課程，每年報讀哲理神學的學生，多是在別無他法下才作出這樣的選擇。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時代挑戰，面對愈大的時代挑戰，就更需要探索生命意義的課題。在這個病態的社會裏，讓我們齊心協力作出積極的回應。
轉載自〈思〉雙月刊第80期